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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普利策(1847-1911)
提起新闻业，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普利策其人。想起普利策的故事，我总是会有一些和新闻业相关的七七八八的感想。
31岁，有了自己的报纸
普利策是一个典型的新闻人，或者说是一个天生的冒险者。很多风险投资者都具备这样的性格。我相信这样的人从精神构造的层面、从器质上就是和常人不一样的。他们生而在内心涌动着超常的冒险欲望、异乎寻常地追求一个奇异人生。从小，普利策就像一只飞蛾，渴望扑向一团灼烈光亮，哪怕明知这光亮就是一团火，一头撞上去就会瞬间焚毁，他也会死活不顾，一定要撞上去。
普利策1847年出生在匈牙利，他和正常的青春期孩子还是不同，少年普利策早早独立。而且刚一独立，他就在固执地寻找一个炮火连天的战场。至于这仗为什么要打、打的是谁，他根本不在乎。
于是，普利策先是要求加入奥地利军队，后来又要求加入即将开赴墨西哥战场的法军，然后渡海要求参加英军，以便前往英国殖民地印度。可是，这些军队都一一拒绝了这个送上门来的“炮灰”——他太不像一块当兵的料了。少年普利策身高一米九，却瘦弱得像根竹竿，还是个近视眼。
那是1863年，适逢美国南北战争进行到最尴尬的时刻。战争的规模、伤亡和拖延的时间，都远远超过了林肯总统的预期和民众能够忍耐的程度，联邦一方的北军一向采用的志愿募兵已经行不通，初试抽签征兵，就在纽约引起大暴乱。于是联邦政府转而向欧洲高价招收雇佣兵。一批寻找雇佣兵的二道贩子，被抽成的利益吸引，应运而生。他们立即扑向欧洲，在大街小巷乱窜，猎取任何一个愿意步上遥远的美国战场的对象。1864年底，一个美国兵贩子和17岁的普利策相遇，双方一拍即合。
聪明过人的普利策，在旅途中就摸清了来龙去脉。在接近美国的时候，他跳入冰冷的海水，抢在兵贩子之前赶到纽约，领走了那笔可观的雇佣兵费用。不到一年，战争结束，在这块完全陌生的新大陆上，谋个饭碗成为普利策的当务之急。不甘平庸的普利策选择了新闻界。他先进入德语的侨报，随着英语长进，逐步转到英语报纸。这真是天赐良机，那是和平时期他能够找到的、最具刺激性的行当了。
在那个年代的美国，新闻界是另一个厮杀声不断的战场，大量具有普利策性格的人投身其中。他们在激烈竞争中，要找出最具刺激性的轰动新闻。记者们一个个跟侦探一样在刺探和抢夺新闻，大报主编们的水平高低，天天在随着报纸的出版揭晓。新闻界很自然地就集合起一批中流砥柱。普利策就是从一线记者干起的。他当记者，一天工作16个小时，是个拖也拖不住的工作狂。
普利策加入这一行正是时候，美国新闻业在蓬蓬勃勃发展中，却还没有规范。因此，读他的故事也真像是在读一部美国新闻史。
美国报纸一开始是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的。这种倾向不是来自政府的控制，而是来自竞争中的两党政治的需要。最初的美国政治基本上还是精英政治，而报纸也因印刷技术上的原因，价格奇贵，无法普及，活像是精英们的论坛。随着印刷技术的突破，报纸几乎随着美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从精英层走向大众。南北战争中，人们对战争新闻的需求，也对新闻业猛推了一把。很快，新闻独成一业，红红火火，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市井小民，谁也离不开报纸了。普利策恰在这个时候，参加了进去。
随着政治党派的自然产生，报纸也跟着有强烈的党派性，有此党的声音，也有彼党的声音，吵得不亦乐乎。有时，一个党派的新闻还只肯给自己一派的报纸。做记者，瘦弱的普利策是拼命三郎，虽然是共和党报纸的记者，他却什么新闻都积极争取，有一次，他破门而入，竟把阻挡他进入民主党会场的看门人打翻在地，成功写出了民主党秘密会议的新闻报道。
假如说，美国是一群天使居住的地方，那么，它的故事带来的经验就一文不值。两百多年来，这里是一个联合国。世界各地有各种问题的人，在这里聚到了一起。当时移民来美国的人，多半在家乡的状态和少年普利策一样潦倒，不少人的性格是和普利策一样敢于闯荡、甚至铤而走险，却并非每个人都有普利策的好运气，可是，兜里没钱，来了都要吃饭。因此，假如说，美国历史上的大城市，曾是一个犯罪率高、黑帮盛行、盗贼满地、骗子投机无处不在的地方，实在是一点也不叫人奇怪。移民们把世界各地的黑暗，都扯下一片，随身带了来。而警察体系的成长速度，常常还跟不上天天在港口一大船一大船下来的移民增长速度。
社会的黑暗面，也自然会进入政治上层。幸而，依据宪法，美国始终保障了自然发展的新闻界。当时，一个好记者，他的招牌首先是正直、反腐败。冲锋陷阵工作、生死不顾的一流记者普利策，因此很快出名。这不算很稀奇。稀奇的是，年方21岁的普利策竟然因这样的口碑，当选为密苏里州参议员。大概只有美国这样人人都是移民、不讲资历的国家，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在1870年1月上任的时候，他离法定的参议员年龄还差了整整4岁。
记者和议员的双重身份，更使普利策始终站在揭露反对腐败行为的最前端。有一次，普利策揭露了一个承包商的黑幕，那个有着拳击运动员身材的承包商，当众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论打架，普利策细长的身材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据说，在激怒之中，他回去提了一把枪来，半路告诉别人说，“要出新闻了！”最后，他们先是扭成一团，后来又有枪响，双方都受了伤。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人的说辞不同，谁也搞不清楚。幸好没出人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此后人人知道，普利策走到哪里，口袋里都会揣着一把枪。
美国新闻业的自由经济特性，给普利策这样出类拔萃的新闻人，提供了可观的发展机会。为了留住报纸的灵魂人物，他工作的《邮报》老板，决定给年方25岁的普利策以报纸的一部分股权。这使得普利策很快成为一个富人。他后来卖掉自己的股份，在31岁的时候，买下了他自己的报纸。
39岁，精神失常
1878年，普利策的手里掌握了一份他自己的报纸。一开始，他对新闻业就颇有自己的反省。在报纸党派性还很强的时代，他提出自己的报纸要“为民众服务，不为任何政党牟利”，报纸“不是政府的支持者，而是批评者”。身为共和党人，他宣称自己的报纸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要“说出事实”，“要摒弃民众偏见和党派偏见”。
新闻业的社会监督功能，使它似乎顶着一个金色冠冕，让人觉得，它出生出世，就是领受了神圣使命来到人间，就像是一个天然正确的社会角色。可是，身在“此山中”的普利策，深知并不那么简单。新闻业也是一个由人组成、由人在运作的系统。它也在聚集和反映出人的弱点。
不单单像普利策这样的新闻从业者是有弱点的，也不单商业运作在推波助澜。就本质上来说，新闻业本身就是建立在人的弱点上的。所以，新闻业才会有这样的老话，叫做“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人都有好奇、猎奇的心理，人的创造性就来源于此。可是，当这种好奇心失去分寸，大众心理集合膨胀，也会带来令人吃惊的负面后果。
任何一个新闻人都知道，越是地震海啸火山爆发这样的灾难，也就具有越大的“新闻性”。然而，“新闻轰炸”几天之后，人们的心理会迅速疲劳，再连续报道，民众就不会再感兴趣。因为它不再是“具有新闻性”的“新闻”。面对悲惨的事件，人们确实具备、也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同情心和关怀，可是，人们往往不愿意面对的是，人有与生俱来的弱点，每个人的良知都有局限。人们很少敢问自己，我真的希望天下太平，从此之后，每天打开电视和报纸，里面只有一个微笑甜美的声音，报出千篇一律的好消息吗？人有优点和弱点，善和恶，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其实无法切开这枚硬币。新闻业是传达善恶兼备之人性的最典型的地方。假如没有这点认识，新闻业很难有彻底的反省。
新闻从业人员很容易失去必要的界限，在狂热事业心的驱动下，他们可能过度利用大众心理中的弱点，使得新闻业的弱点和大众的弱点叠加起来，令新闻业走向歧途。走过头的报纸，就叫做一张“不负责任”的报纸。
尽管普利策开始思考报纸的责任，许多问题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他的报纸此后还是曾被政党利用，成为他们的喉舌。虽然在事后，他痛悔不已。
在普利策的时代，报界的商业竞争也都出现过抄新闻和伪造新闻的小动作。探得一条重要新闻，要花大力气，还要花钱。尤其当时的交通通讯还很不发达，要报道国际新闻，实在很吃力。而“制造新闻”却很难查证。普利策的《快邮报》新闻曾经常被抄袭，弄得他很恼火，结果，他设了一个圈套，刊登了一个阿富汗反英暴动的所谓电报新闻稿。经常抄袭他们的《圣路易斯星报》也发表同样文章。普利策马上发表声明，这是自己故意伪造、用来打击抄袭者的假新闻。《星报》名誉严重受损，不久就倒闭了。
可是，普利策自己的报纸也不能免俗。1895年，普利策当时已经成为报业巨头，他手下的《世界报》和另一个报业巨头赫斯特的《日报》进入白热化竞争，双方的编辑简直像肉搏一样拼上了。这时，双方都有抄袭对方的情况。结果，《日报》抢先设计了一个圈套，刊登了一篇完全虚假的伪造报道，情节特别感人。这样的游戏其实很危险，假如对方并不上钩，还可能揭露你伪造新闻。结果，普利策的编辑果然上当，改头换面剽窃了这个新闻故事，还捏造了自己为开发古巴新闻派出的专船。紧张地等候着鱼儿上钩的《日报》报社里，编辑们一片欢声雷动，马上公开他们的假新闻计策，猛烈攻击《世界报》的诚信。普利策只好自吞苦果。最令人气结的是，《日报》编辑在伪造的时候，还有意把新闻故事主角的名字起作“我们剽窃新闻”这句话的谐音。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普利策和赫斯特竞争的高潮，也是美国报业发展的高潮。当时美国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形势紧张，这两家大报几乎是身不由己地、为了报纸的“新闻效果”，开始煽动民众。这时，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在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哈瓦那港口爆炸。竞争中的普利策和赫斯特，为了比赛新闻的“耸动”，在报上推出种种煽动性的猜测，甚至两家报纸都发表了伪造的“缅因号”舰长给海军部长的电报，称爆炸“并非事故”。双方的报纸发行量都因此猛升和暴涨。美国民众被激怒，民众的情绪又反过来推动报纸、甚至推动国会宣战。
我想，普利策和他的手下编辑并非战争狂人，可是，他们曾是新闻狂人。这个行业竞争激烈，很自然就集合起一批如普利策这样能力超强，在精神状态上热情过度、正义感过强、甚至精神处于临界状态的人。疯狂的天性，巨大的压力、佐以自身矛盾的冲突，足以令人错乱。最典型的是普利策的《世界晚报》的执行主编，他深深陷入自己炒起来的新闻界战争热潮，不可自拔。一天傍晚，报纸已经送去印刷厂，他突然冲上楼大喊，战争！战争！我们必须出一份号外！接下来，他颇为冷静地交代了号外的安排，巨大的“战争”二字横跨了整个头版。事后，同事们才发现他已经精神失常，再赶紧派人冲到街头，从报贩手里赶紧抢回那些“战争宣言”。
普利策手下的主编、编辑和一线记者们，可以数出一大把是以程度不同的精神失常、甚至自杀告终的，包括他也成为报业名人的弟弟。
普利策本人在39岁就爆发严重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他的眼睛此后逐步失明。普利策变得无法接受噪音。哪怕是轻微的、常人根本感觉不到的声音，他也完全不能忍受。
那一片混乱，却是新闻界自然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片混乱之中，仍然有头脑清醒的新闻人。当时的《晚邮报》主编古德金，严厉谴责普利策和赫斯特都在“严重歪曲事实，蓄意捏造故事，煽动民众”。《世界报》的疯狂，维持了四个月。四个月后普利策清醒过来。可是，已经晚了。如古德金所预言的那样，这两大报纸在美西战争中的表现，作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无耻的行为”被记录下来。
质疑政府，并非“损害了美国的尊严”
39岁以后的普利策，有22年，是在远距离控制他的《世界报》。有很多年，他只能住在一艘隔音包裹严密的游艇上，飘荡在海上。他的精神状态是不稳定的，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巨富，有能力支付和保障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活状态。他依然思维敏捷、有一个最佳新闻老板的头脑。
普利策本人就是一个矛盾体。他真诚地出于正义感、出于对穷人的同情，猛烈地抨击富人的奢侈生活。可是，报纸的商业运作，也很早就使普利策成了一个极富裕的报界大亨。从本质上，他其实和所有的富人一样，在做着善事，也在过着奢侈的生活，也经常挥霍无度。他通过自己报纸的运作，在为社会寻求公义，关心着那些他所不认识的社会大众们，却常常并不那么关心自己的孩子和亲人，对手下的人经常粗暴无礼。
在普利策接手七年半的时候，《世界报》搬进纽约新的报社大楼。普利策经营他的《世界报》长达28年，他的努力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一个重视新闻自由的文化是聪明的。它清楚地知道，没有新闻业，社会的致命隐患难以清除。
普利策作为一个杰出的新闻人，有幸生活在一个强调新闻自由的国家。他和他的报纸，始终在揭露社会阴暗、政府黑幕，在奸商、政府官员、政府公职人员的劣迹后面紧追不舍。自己却不但安然无恙，还在迅速发展壮大。1908年，普利策已经61岁，他的主编怀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政府在操作巴拿马运河开发的时候，有贪渎行为，在报纸上提出质疑。虽然，《世界报》的这一行动，普利策事先并不知情，他本人和他手下的总编和一名编辑，还是被盛怒之下的罗斯福总统起诉诽谤罪，告上法庭。由于这个案子，开始了整个新闻界对巴拿马运河操作的调查，种种疑点在暴露出来。
这项起诉持续了将近两年，直到罗斯福总统下台，新上任的总统塔夫特仍然坚持继续这一起诉。在《世界报》主编发出这一质疑的时候，手头只有蛛丝马迹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当时，普利策和他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最后法院是否会判他有罪。这时的普利策，已经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家相信，根据他的健康状况，只要是一进监狱，他毫无疑问会马上死去。所以，普利策内心其实也很紧张，可是，循着他的办报理念，他又坚持要求他的《世界报》继续对当任的塔夫特总统的政府作出犀利的批评。
这个案子最后成为整个美国新闻界与政府的对抗。因为对新闻界来说，假如一张报纸批评政府，政府就可以动用国家力量来起诉报纸、定“诽谤罪”的话，报纸以后还怎么生存？还有什么意思？最后法院宣判普利策无罪。普利策松了一口气，他总算不必死在大牢里了。可是，他高兴没有多久，就有消息传来，刚刚在非洲打猎杀了狮子的西奥多·罗斯福，卷土重来。罗斯福咽不下这口气，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11年的新年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裁决，驳回了罗斯福的上诉，这场官司终于落下帷幕。
普利策自己并不满意。他认为，由于关键文件被销毁，巴拿马运河操作一案的内幕最终没有完全揭开。普利策认为，假如案情揭开，还能够证明自己的报纸报道属实，根本不存在诽谤问题。可是，对整个美国新闻界来说，却认为，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认为不论报道是否属实，起诉的依据的基本推测就是错的，就是说，不能认为这样质疑的报道，就是“损害了美国的尊严”。这种思维方式，使得这个案子对新闻界的意义犹为重要。
10个月后，64岁的普利策去世了，茫茫大海上，他孤独的游艇缓缓降下半旗。
普利策在遗嘱中，将两百万美元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用以建立一所新闻学院。其中50万设立今天闻名世界的普利策新闻奖。1917年，普利策新闻奖第一次颁发。
承认人有弱点，而且承认人的弱点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这样的立论起点，给西方文化对制度建立之必要，提供了最早的警醒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也把个人和社会，放在一个不断反省的氛围中。新闻业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普利策以自己磕磕绊绊的新闻生涯，在提醒人们这个简单的道理。(文/林达)
约瑟夫·普利策（Joesph Pulitzer）(1847-1911)
世界著名报人，如今世界最著名的新闻奖就是“普利策新闻奖”。
1864年普利策从匈牙利移民到美国，参加过美国内战，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工作不成功之后，他发现了自己在新闻方面的才华，并终其一生在报业界取得巨大成功。比如，1883年买下《纽约世界报》，仅仅三年时间，把报纸的发行量从15000份提高到250000份。
他取得成功的经验模式：
其一是，特别强调报道的准确性。他留下的名句是：
"Publicity, Publicity, Publicity is the greatest factor and force in our public life."（公开、公开、公开，是公共生活领域最伟大的要素和力量源泉。）
他说三条最重要的新闻原则是："Accuracy, accuracy, and accuracy."（准确、准确，还是准确。）
"The newspaper that is true to its highest mission will concern itself with the things that ought to happen tomorrow, or the next month, or the next year, and will seek to make what ought to happen come to pass ... the highest mission of the press is to render public service." （报纸真实的最高使命是，对明天、或下个月、或明年可能发生事情的关切，并且探寻未来……新闻媒介最高的使命是施展公共服务。）
其二是，他吸引广告商的做法：更多的广告版面空间以及以发行量为基础制定广告价格。
其三，他的报纸经常刊登关于犯罪、暴力以及悲剧的报道，同情弱势群体。
其四，讲究煽情的表达方式，通俗易懂，配以大量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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